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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新观点认为，直接税比重上升。
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无须任何修饰之词，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而让人深思的是，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
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1842年，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就是英国，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虽然税收规模减少，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限制国家开支，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所谓信任利维坦，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
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
重新划分了选区，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并且改革了司法制度。
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践踏了人民的自由，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 皮尔-格莱斯顿改革的理念 1832年，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因为只有如此，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税收制度都陷入崩溃或崩溃边缘，光是所得税的沉浮，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
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
又重新开征，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利维坦被束缚住了，1894年以前，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扩大了选民范围，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
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
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而是依靠人，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但19世纪中期以后，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imToken钱包，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
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
国家公信力复活，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就中央而言，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 1853年统一预算案的制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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