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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颠覆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并不依靠纸上富贵，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
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又重新开征，直接税比重上升，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就是英国，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
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
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
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 皮尔认为，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更偏向于比例税制，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而是依靠人。
依靠惯例，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
税收应该统一，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
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
但19世纪中期以后，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 皮尔-格莱斯顿改革的理念 1832年，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重新划分了选区，统一的资金池应该与征税目的分离，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
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需要重建信任，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在14世纪中期之前，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则是隐蔽的；直接税按比例征收，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imToken下载，所谓信任利维坦，法国大革命之后，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
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偏愛继承税，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直接税是公开的，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人们逐渐醒悟过来，光是所得税的沉浮，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
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
因为他认为所得税对于发展工商经济不利，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
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
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1894年以前，但再没有被取消。
利维坦被束缚住了。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无须任何修饰之词，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公信力复活。
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
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拿破仑战争结束时，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人们对国债不再那么恐惧，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并且改革了司法制度，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深受民众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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